[28] 拉伦茨认为，法的续造有二，一是在立法者原本的计划、目的范围内续造，即法律内的法的续造。

在坚持程序本位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程序和程序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一意义上的指正，是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和行政判决书共同使用的。

为简明起见，本文第二题在列举各种被指正的情形时，没有逐一列述各个案件的判决结果。68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5）四中行初字第104号行政判决书。因此，程序即便是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即便属于当事人的一种独立权益，那也不意味着要在任何情况下不打折扣地予以保护。34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行终字第126号行政判决书。3  本案除了事实理由不明确不充分的瑕疵外，法院指正的还有法律援引方面的瑕疵。

如前所述，有许多程序瑕疵与实体内容关联不大，本来就不可能对行政行为的实体内容造成影响。（十一）对其他程序瑕疵的指正 除了上述10类案例较多的指正情形外，还有一系列案例较少但值得关注的被指正的程序瑕疵，综合列述如下： 1．对缺少行政征询程序的指正 在郑洪有与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64]中，法院认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当然，这一问题在其他案件中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

当该法院宣布制定法必须合乎比例原则时，人们大感意外。相反，它仅保护人们生活的某些领域或某类行为方面的自由。这些用语让人们联想起比例原则。因此，基本权利似乎对实现这样的效果并不必要。

时至今日，侵权行为被界定为包括所有禁止或实质性地妨碍某项基本权利行使的国家行为。四、基本权利的结构以及理论的必要性 与解释宪法中的权力结构条款、民法典或民事诉讼法典[12]相比，理论和方法在解释基本权利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没有联邦宪法法院，这一切不可能发生。然而，法兰克福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也不具有自然法的背景。如果该院继续沿用几十年前流行的解释方法，这一切也仍然不可能发生。如上所述，《基本法》增加了更多的条款来提高基本权利的效力。

它们仅限于一些私人权利，而除了出版自由之外，政治权利则全部缺席。因此，法院判定，基本权利也能导致积极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判决无需理论或方法的指导。吕特提起宪法诉讼，声称民事法院的判决侵犯了《基本法》第5条第1款保护的言论自由。

因此，除诉诸价值之外，专注现实也是德国宪法解释的一个特点。除此之外，一些权利不久之后被德意志联盟的《卡尔斯巴德法令》(Carlsbad Decrees of the Germany Federation)所取代，后者让出版自由销声匿迹。

这些权利在德国也未被作为人权对待。然而，这种横向效力并非直接，而是间接的，且需通过结合基本权利解释私法条款加以实现。

因此，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应当交由政治过程去决定。绝大多数基本权利仅用一个词汇表述其客体：出版、宗教、艺术、职业或财产。此外，当代的基本权利不仅具有纵向效力(针对国家)，而且具有横向效力(针对他人)。就实践层面而言，这些答案必须由资质合格的宪法机构——在很多国家即宪法法院——来提供。（七）保护义务 基本权利客观面向所产生的最广泛的影响，是由1975年与《德国刑法典》第218条改革相关的一个堕胎案件所带来的。[15]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联邦宪法法院没有明确比例原则是如何从《基本法》中推导出来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杜绝受某些理论(例如认为基本权利位阶低于制定法且毫无意义的观点)影响的几类具体的先前实践。在当时，民事律师及民法学者通常认为，号召他人抵制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6条的调整范围。

纳粹政权倒台之后，在第二帝国及魏玛共和国(尽管此时受到更多的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法律实证主义的拥趸寥寥。因此，他们将基本权利的保障视为第一要务，决心通过宪法来防止重演魏玛共和国及第三帝国的历史。

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被提前预设。上文所提的原则建构并非一蹴而就的。

在吕特案中，联邦宪法法院首次直面这一问题，并通过对基本权利性质的全面讨论试图从中为该案找到解决方案。本文将无法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五、基本权利在判例法上的发展 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历史发展的较早阶段就已形成主要的理论假设，并且以惊人的一致性加以贯彻。六、基本权利的解释方法 德国已有的宪法秩序与《基本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相反，理论和方法确保了对基本权利做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即使不存在普通法国家所拥有的正式的遵循先例制度。吕特案并未直接回应这一问题，因为在该案中基本权利被作为防御权进行讨论。

这些因素将是本文的焦点所在。饱受战败、破坏和分裂的国民对于起草一部宪法也毫无兴趣。

然而，从纯粹的基本权利的消极面向出发，堕胎法的改革并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国家并不想实施堕胎，也并不强迫任何人堕胎。在《基本法》生效前的150年中，基本权利相当脆弱，甚至在纳粹时代被完全取消。

但实际上它们则是涵盖了《基本法》起草时仍未被发现的领域的基本权利：数据保护权(the data-protection right)，又称信息自决权(the right to 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以及保密权以及电子交流系统完整权(the right to con?dentiality and integrity of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systems)[30]。基本权利是对国家权力自愿施加的限制，其不仅先于宪法，而且也与任何公意无关。对人格尊严的每一种侵犯也都将构成违宪。这种美誉通常是通过与魏玛宪法相比较而得出的，后者被认为是一部失败的宪法。

根据该院的观点，如果私法的适用对某项基本权利构成限制(就像吕特案案情一样)，那么就必须结合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解释。这些领域对于个人的人格发展或社会秩序自由同样至关重要。

基本权利被视为过时的诡辩形态(casuistic formulation)的法治，毫无作用可言。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目标的不同进行调整。

摘要:  德国已有的宪法秩序与《基本法》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最后，议会理事会设立了联邦宪法法院，赋予其审查所有政府行为(包括议会行为)合宪性的权力，包括判定违反《基本法》的所有政府行为无效。